郁达夫选集
序
丁易
一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郁达夫先生被日本法西斯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到今天已经
整整五年了。这五年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的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
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巨变，除了台湾西藏而外，全国已经全部解放，并且开始进入
了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已经庄严地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达夫先生如果还
活着，凭着他那挚爱祖国的热情，眼看到今天祖国以英勇的姿态大踏步地向富强的道路上
迈进，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改善起来，他一定会像今天许多文艺工作者一样，毫不吝
惜地来改造自己，跟自己进行强烈的自我斗争，把自己变得更坚强更结实，无条件地献身
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但是令人悲痛的是他已经死了，这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
二
达夫先生一生贯串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对日抗战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对他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起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五四”，对于他的思想简直
具有决定的意义。
“五四”的基本精神是反帝反封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跟几千年的封建思想、
礼教以及传统的儒家学说作顽强的斗争；同时也兴起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内容
的爱国主义。达夫先生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是属于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但却也带有这
一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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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这主调一直到他后几年的小说
中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就他的初期作品来说，这感伤颓废与其说是个人的牢愁悲痛，毋
宁说是对当时丑恶现实的反抗。因为他个人的牢愁悲痛，是根源于这丑恶的现实的。他
在作品中赤裸裸地要求人生的物质生活，大胆地描写生理上的性欲苦闷，尽情地倾吐自己
对现实社会的悲愤，甚至于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劝文学青年们去做贼，这些，对
当时反动的军阀官僚政治，以及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势力的虚伪的封建道德和吃人的旧礼
教，都是一个刻骨的讽刺，沉重的打击。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
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
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到作假的
困难。”
郭沫若：《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沫若先生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后来暨南大学打算聘达夫先生任教
授，还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所批驳，说是他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
郭沫若：《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由此
也可见这批新官僚假道学是怎样把他恨入骨髓了。
达夫先生的感伤颓废的作品是对封建社会的叛逆宣言，但这叛逆却又不是冰冷无情，
相反地，他倒是蕴藏着一股强烈的热情的。这就是他那颗热爱祖国的赤心，以及对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的愤怒，他在他的第一篇创作《沉沦》的结尾曾这样呼喊：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祖国的衰弱不振，政治黑暗，军阀横行，人民贫苦。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加强侵略，对中国
人民横蛮无理的侮辱欺凌。达夫先生在日本读书时深深体验了这些，这是他最大的悲痛
所在，后来他在《忏馀独白》中曾说及那时的心情：
我的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忏馀集》。
这是他的真情实感，所以那时他一方面感伤颓废，愤世嫉俗，甚而至于要自杀。另一方面
呢，他又呼号呐喊，要祖国快一点富强起来。
但是，可惜得很，达夫先生看出了中国现实社会的黑暗，却不知道如何消灭这黑暗；希
望中国富强，却不知道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就使他堕入了更苦闷的境地。不过
这苦闷，在“五四”前后的文艺工作者中也是普遍存在的，那时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都
还分歧得很，但却也各自找出了道路；有的站在进化论立场和旧势力作斗争，有的抓住了
人道主义在摸索前进，有的把自己沉溺在爱与美的幻想中，有的却在用狂风暴雨似的精神
要来摧毁这世界。不过，达夫先生都没有走向这些道路，他却让自己更走向荆棘丛中，那
就是更感伤更颓废下去。感伤颓废得简直有些近乎自我麻醉，自己戕害自己。他写出了
许多自叙传式的作品，描写个人的悲苦经历，描写性的苦闷，描写变态的性心理，描写妓
女、肉欲、色情……
这些作品在积极方面虽然揭穿了旧礼教的虚伪和尊严，但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
康的，特别是在“五四”狂飙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革命有了正确的领导，社会已向
前跨进了一大步，这种消极的自戕式的反抗，对于现实的反动政治无损于秋毫，而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却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老实说，达夫先生这些作
品在这个时期，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地，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
障碍了。
达夫先生这类小说写有十几篇之多，这里只选了《沉沦》《采石矶》《过去》三篇，这三篇都是
他的自叙传式的小说，《釆石矶》表面上虽是篇历史小说，但其中的黄仲则实际上也就是他自
己。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之下的一个统一战线的运动，通过这一运动，
共产主义文化思想更广泛地流传开来，当时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受了一些社会主义思
想的影响，达夫先生便也是受这思想影响的一个。他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写了一篇《文学上
的阶级斗争》，和郭沫若先生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同时发表在《创造周报》第三期，他在这
文中曾大声疾呼：“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凡对有权有
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自然，这只是一些口号，而且是一
些模糊不够明确的口号，但在当时却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由于这点积极因素，所以在达夫先生初期的作品中，除去抒写个人伤感的作品而外，也还有以烟厂女工为题材的《春
风沉醉的晚上》，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薄奠》。
这两篇小说是多少带有点社会主义色彩的，达夫先生开始有意地去写劳动人民，企图
把他们的生活表现出来，事实上他也确把劳动人民的那种真诚淳朴，正直光明的高贵的品质
给表现出来了。并且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借了女工二妹的口中说出了对于厂方的切齿仇
恨，在《薄奠》里的“我”竟对那些汽车中的贵人这样叫骂起来：“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
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像这些地方都已经
正式接触到人类阶级关系的矛盾与斗争的方面，然而可惜得很，也就仅止于此而已，作者
并没有更深一层更进一步地发掘下去，终于女工还是照旧要受厂方的剥削，受管理人的
侮辱，而人力车夫仍不免于沉水而死。他们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呢？作者是一点也没有
指出的，这原因就是由于作者终究是站在第三者立场，这两篇作品中的“我”便是作者自
己，这个“我”自始至终只是站在女工和车夫那一阶级之外，去同情他们，热爱他们；却不
是站在他们的阶级之中，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呼吸，共同战斗，共求解放。达夫先生是
始终没有放弃他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的。
这一思想上的不彻底，便决定了达夫先生在大革命前后的行动和他的创作内容。
首先，由于他有了这一个进一步的基本认识，他是曾经几次地想振作起来的。一九二
六年，他高兴地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不久又回到上海去编辑《洪水》，都显得很积极，但这
积极却是没有深固的基础的，由于他的思想上的不彻底，一遇挫折，便又萎缩下去，这在本
集中所选的《病闲日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而一九二七年他在《鸡肋集》题辞中更有一段很好
的自白：
我和两三位朋友，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恶风吹破了。这中间虽然没有写文章，然而对于中国人心的死灭，革命事业的难成，却又添了一层确信。
革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这般完美”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抱着满腔浪漫谛克的热情，投向革命，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没有看清楚革命的
基本力量——人民的力量，只看到上层的少数人的活动，那么一看到有人背叛革命，耍阴
谋诡计的时候，那就自然会悲观失望，感到“革命事业难成”了。无庸讳言的，达夫先生这
时对革命是有些动摇了。一九二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动荡时代，达夫先生这时正
在这动荡时代的漩涡中心上海，但他却没有卷入这漩涡之中，只在漩涡外速写下了《日记九种》，主要的事情却是在搞恋爱，而和他同在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两位先生却已投身于实
际的革命斗争中了。
但是，应该指出的，达夫先生虽然对革命发生动摇，但他对反革命却仍然是深恶绝痛
的，所以他的《日记九种》虽然沉溺于个人的恋爱纠纷，但他对蒋介石这个出卖革命的反动头
子却表示了最大的痛恨。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买了一张
外国报来读，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有李石曾吴稚晖等在
帮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他这憎恨的感情是
真实的，但却又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而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所以他接着就说：“以后我
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日记九种》，《闲情日记》。这以后他在《钓台的春昼》中还斥国民
党中央为“中央党帝”，说他们“想玩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这些都是他动摇中的积极
因素，这因素使得他在一九三零年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二年又参加了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
他参加这两个团体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表面上受到挫折的时期，特别在蒋介石统治
的上海，特务的屠杀镇压造成了极大的白色恐怖，这又发展了达夫先生的动摇的一面，终
致使他脱离了左联，跑到杭州归隐了。
四
这以后达夫先生的思想是处在一个极其矛盾的错综复杂的状态中，一方面他的感伤
颓废蜕化而为一种隐遁逃避与世无争的思想，另一方面他的诗人气质和爱国主义的热情，
却又不能使他真正的宁静下来，而不得不对现实有着愤懑。
一般说来，达夫先生在离开上海以后到抗战爆发前这一段时期内，前一种思想是占上
风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他最消沉的时期，曾一度沦落到官僚的幕中，消沉得几乎近于妥
协了。这时他大量地写下了一些游记小品之类的东西，充分表现出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
悠游闲适的情趣，这思想这情趣也同样地流露在他的这一时期的小说里面，《迟桂花》和《东梓
关》便是这一类的代表作品。
在《迟桂花》里作者写了一个在爱情中受了刺激的留学生翁则生，在杭州西湖多年养病
之后，竟把一切都看穿了，“觉得在这世上任你什么也没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随随便便的
过去，横竖是来日也无多了”。于是便做了一城市山林的隐士，疏散无为，随遇而安，甚至
连办自己的婚姻也都像办别人的事一样的那么无动于衷了。在《东梓关》里面作者写了一个
名医徐竹园，那完全是一个封建名士，喝喝酽茶，吸吸鸦片，卖卖药，行行医，读读古书，玩玩古董，对这样一种人，作者却借了文朴的口给了这样一个评价：“大约像他老先生那样
舒徐浑厚的人物，现在总也不多了吧？这竹园先生也许是旧时的这种人物的最后一个典
型。”无疑地，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这种人物的“不多”，是有一些惋惜的。然而，作者在这
里却忽略了一点，极其重要的一点，无论徐竹园是如何的“舒徐浑厚”，但他却仍要“经管
祖上遗产”，而且“每年收入”还“薄有盈馀”，这种不劳而获的地主剥削农民的行为，作者
却丝毫没有触及。同样的，《迟桂花》里的翁则生也是个薄有田产的少爷之类。作者似乎只
看他们的悠游闲适的生活，而致以向往之忱，但却忘了这悠游闲适的生活是建筑在怎样的
血泪的经济基础之上。
这两篇小说的环境都是农村，在这里作者以前的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同情还是一贯
存在的，他写出了乡村农民的诚朴和忠实，虽然缺点是把他们写得太闲暇了一点，和一九
三零年以后的中国破碎的农村毫不相称，但在达夫先生的这两篇作品中该算是一点进步
意识了。
这点进步意识对达夫先生倒是很重要的，这意识使他虽然神往于肥遁林泉，超然物外
的隐士生活，但却不可能沉溺在里面，他仍然不得不伸出头来看一看现实，也就不得不对
现实吐出愤懑，他在《薇蕨集》序中说：
财聚关中，百姓是官家的鱼肉；威加海内，天皇乃明圣的至尊。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防患于未然也。这么一来，我辈小民，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
《断残集》。今本《薇蕨集》无此序。系出版时抽去。
这种愤懑是对大革命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新官僚的愤懑。就在这种悔懑心情支配之下，达夫先生写下了以大革命时代为背景的两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和本集所选的
《出奔》。
这两篇小说在达夫先生的创作题材方面是和以前有些不同的。以前的作品绝大部分
是写他自己或是改了装的自己，这两篇小说却不同了，他已经把题材扩张到社会的各方
面，企图来表现一个时代了。
《她是一个弱女子》是个中篇小说(达夫先生较长的小说只有这一篇和《迷羊》，此外全是短篇)，时代背景主要的是大革命，但却也上追到“五四”，下说到“一·二八”，其中有新旧军阀的横行，有一九二七年三月中上海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有淞沪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同胞的屠杀。人物也很广泛，主要的有虚荣软弱的郑秀岳，有变态性欲的李文卿，也有
性格坚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屈的投身工人行列的冯世芬。而作者在这里无疑地对郑秀岳
和李文卿是否定的，而对冯世芬是肯定的。但由于作者对革命行动经验的缺乏，理解也就
不能深入，于是对革命行动场面的描绘和对革命人物的塑造也就显得有些浮泛平面，倒反是他过去作品中的主调——肉欲和色情的描写占了上风了。但是不管怎样，这篇小说在
达夫先生作品中仍不失为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因为篇幅太长，且色情描绘过多，所以没
有选入，但也附在这里说一下。
《出奔》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在我所见到的达夫先生小说中这该是最后的一篇了，然而就
在这一篇中，却显出了他的思想更向前一步的跃进。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十分细致地刻画
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剥削行为，也描绘出地主阶级本身的贪鄙自私刻薄残忍的性
格，并且分析了地主在革命过程中怎样钻空子混进革命阵营来破坏革命，前后一贯地流露
出作者对地主阶级仇视憎恶的心情，所以也显得很有震撼人的力量，在达夫先生小说中实
是一篇很难得的作品。虽然在结尾由钱时英一把火把那地主一家大小烧死完事，有点近
乎幼稚的报复，但也可以由此窥见作者对地主阶级的憎恨是到了如何的程度。
自然，如果要认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已经看到了人民的力量，那还是没有的。达夫先生
一直到他牺牲时止，对这点始终没有明确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他始终不能坚决地背叛自己
阶级走向革命道路。
抗战爆发以后，达夫先生似乎没有写下什么创作，但他对抗战是积极的，他应郭沫若
先生之约，参加了当时的政治部工作，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郭沫若：《历史人物》，《论郁达夫》。和当时许多文艺工
作者一样，他是怀着无比的热烈心情来投身抗战的。
后来他到了南洋，担任《星洲日报》编辑，领导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战时工作干部
训练班和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仍是一贯积极地为抗战工作。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达夫先生对抗战工作虽然积极，但是由于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对抗战认识是有
些模糊的，这，可以引用抗战期间几乎和他是朝夕相处的胡愈之先生一段话来说明：
达夫不满意国内政治，但是他所不满意的是人，而我所不满意的是独裁贪污制度。达夫对抗战前
途有时带悲观倾向，但是他的悲观不是由于反对抗战，而是出于不满意抗战的领导者。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从以上所说的达夫先生思想情况看来，胡愈之先生这段分析是完全对的。
新加坡失守以后，达夫先生逃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仍然坚贞不屈，和敌人相周旋，
他曾说：“我没有勇气和力量杀死敌人，但我可以使他慢性麻醉而死。”于是他便吩咐他开
的那个酒厂卖给日本人的酒，酒精的度数要越高越好。
诗人气质的郁达夫，始终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达夫先生死了，他不能亲眼看到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投身于人民
的行列中，把自己思想更发展更提高。但他在中国新文艺上的贡献和功绩仍是不可磨灭
的，他是“五四”以后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我们要了解中国新文艺史，他总是一个必须研究的作家。
五
最后，我想说一点编选的话，我编这部选集的时候，所见到的达夫先生的著作计有：《达
夫全集》八册——《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残集》《忏馀集》(本集没
有标明是全集，但就编排的体例和年月来看，应该是全集之八)。中篇小说两册——《迷羊》
《她是一个弱女子》。另外还有《沉沦》一册，《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两册，《达夫代表作》一册，《达夫
自选集》一册，这些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已见于全集之中。还有散见于《文学杂志》中的一些
零篇，如《出奔》便是从文学里选出的。此外便是五册散文和日记：《达夫散文集》《屐痕处处》《闲
书》《日记九种》《达夫日记集》。
从以上集子里，我选出了如本书中的八篇小说，六篇散记。小说是按年月先后排列
的，我觉得这样可以看出达夫先生的思想意识的矛盾及其错综复杂的情况来。散文除了
第一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而外，则是用了他自选集的五篇，排列次序一如自选集之旧。
达夫先生的旧体诗词也有他独具的风格，气息颇与黄仲则相近，而其阅世之深，意境
之远，往往有黄仲则所不及处。不过这些诗词他并无专集行世，且又格于本书体例，这里也就割爱了。
一九五零年八月十日丁易序于北京。
目 次
出版说明 / 1
编辑凡例 / 7
序 / 9
小说
沉沦 /
采石矶 /
春风沉醉的晚上 /
薄奠 /
过去 /
迟桂花 /
东梓关 /
出奔 /
散记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
海上通信 /
一个人在途上 /
病闲日记 /
钓台的春昼 /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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